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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何以不能正视二战史实

1999-01-20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二战期间,日军入侵我国,犯下了滔天罪行,造成我国直接间接财产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以上,人员死伤约3500万。同德国法西斯相比,日军的暴行并无多少逊色。可是自72年以来,每年夏天都有10名以上的阁僚正式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自民党中有影响的人物再三发表旨在肯定侵略战争的言论。一部份新闻媒体也随声附和。98年12月22日,东京法庭又一次宣判谢罪忏悔的日本老兵败诉。与此相对照的是德国的态度,德国明确把此段历史写进教科书且不断反省。前德国总理勃兰特70年代访问华沙,特向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牌献花圈并长跪忏悔。新总理施罗德还要有关德企业就战争中的强制劳动问题表明其负有的责任。日本同德国之间存在天壤之别的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的背景值得注意:

同德国相比,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在战后受到的清洗和打击远不如德国法西斯所遭受到的那么沉重。

资料表明东京国际法庭和中国战区法庭总共惩处了约400名战犯(不包括审判后无罪释放者)。之后,美国占领军释放了两批甲级战犯。不仅细菌战罪犯未受到惩处,而且连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被南京政府宣判无罪释放,与此相比,在德国,纽伦堡国际法庭不仅审判并处决了纳粹头号战犯,次一级的形形色色的纳粹罪犯还受到秘密处置。近年来解密的英国和其它国家的档案表明,战后,英国和以色列等国曾派遣特别行动队深入德国秘密处置次级纳粹罪犯。二战行将结束时,邱吉尔首相怕纳粹罪犯受不到足够的惩戒,指示英军组成秘密的特别行动小组。行动组往往在夜深人静时,以盟军当局传讯为名将劣迹斑斑的纳粹分子从家中带到郊外,不经审判即枪决于密林当中。邱吉尔下台后,行动小组仍在新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运作了一段时间。

二战后,被纳粹屠杀了六百万同胞的犹太人也开始以血还血的复仇行动。一支在中东的原属英军的犹太人军团组建一支持遣队,穿英军制服,坐英式军车,昼夜兼程,深入德国腹地。按各城市情报人员提供的罪犯名单,于深夜冒充占领军宪兵把罪恶昭彰的纳粹分子从家中带到郊外处决。犹太人还计划对德国进行广泛的报复。设想过在德国若干城市自来水供水道中放毒。一支小分队曾携带两大铁罐巨毒药,由地中海绕道法国进入德国。当行动组所在轮船行至法海岸附近,船上警察突然开始搜查,行动小组不得不把毒罐抛入大海。后顾虑伤及数十万普通群众而放弃再次实施该计划。另一支特遣队接近了一关押纳粹罪犯的美军集中营。行动组成员成功地使自己被招聘进为集中营制作面包的作坊。于深夜在面包中放毒后逃离。次日清晨,数千罪犯在朝阳中排队领取了面包。早餐后普遍出现呕吐。但由于毒性不够,却无一人死亡。类似这样的行动使纳粹分子普遍感到惊吓。不仅如此,犹太人还组织了在世界范围内搜捕纳粹要犯的行动。去年在英法仍有纳粹分子被送上审判台。苏军也以牙还牙。吊死英雄卓娅的德军被全部打死,不留俘虏。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十数万被俘德军在莫斯科游街示众,并在冰天雪地中被徒步遣送至西伯利亚战俘集中营。冻饿而死的德军尸横遍野。

中国政府二战后曾关押过日本战犯。国民政府曾派遣荣二师进驻东京和名古屋。但目前没有资料表明,次级的日本法西斯罪犯受到以血还血的惩戒。不应当忘记侵华战争首先就是由一批日本的中下级军官策划推动的。战后我国政府以有数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的风度和以德服人的胸怀免去日本理应对我国做出的赔偿。看来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态度被少数顽固坚持法西斯立场的日本人视为软弱可欺。

同德国相比,构成日本法西斯基础的封建专制军国主义文化因素在战后未得到彻底清除。

二战后,苏军彻底改造了东德的社会政治制度,盟军在西德推行非纳粹化,被长期压制的反法西斯民主势力抬头,纳粹分子四处藏身。在日本,战时占据日本各界领导岗位的约12万人被解除公职,天皇也公开宣布非神圣化,军队限于防卫并被置于民选议会政府控制之下。但是,与军国主义有关的若干文化要素,如与神化的天皇相联系的祖先崇拜、家长权威制、集团主义等未能得到彻底改造。做为日本文化一大象征的天皇与关于日本民族社会的起源结构和其它文化模式如国家、祖先崇拜相连。一年一度的参拜供有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的仪式鼓励右翼政客颂扬国家主义民族沙文主义,为二战历史翻案。在德、意战时的法西斯独裁者被枪决和自杀。对战争负有重要责任的日本天皇战后却仍受到尊崇。不应忘记,战时许多次右翼政变,暗杀,侵略扩张都是在以加强天皇权威的名义下进行。日本家庭中,妇女仍处于从属地位。日本公司仍保留浓厚家族制特征。下台,触犯法律而受审关押的日本政界领袖仍得到部属的忠诚。

日本轻视中国的自大心理没有被打破并随着其经济的发展而抬头。

二战前,日本民族沙文主义者把中国称为东亚病夫。引发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日本学者秋泽撰文斥中国社会衰朽长期停滞,需要外力(日本皇军)的推动。十九世纪起,日本制造了一个关于日本是一个特殊优等民族,负有统治其它民族的能力和使命的神话。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声称三个月灭亡中国,蔑视中国的自大心理溢于言表。二战末期,继美军投掷两颗原子弹后,苏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垮关东军,迫使日本投降,许多日本法西期分子认为日本不是被中国打败的。二十世纪下半叶,日本再次崛起成为经济超级大国,这对于日本国内有民族沙文主义心态的人来说是日本优于中华民族的又一证明。笔者在牛津留学期间也曾感受到这种蔑视中国人的心理。

日本的国民性格。西方学者埃克森等把东方和日本文化称为“羞耻型文化”,而西方文化是“罪感型文化”。对西方人来说承认罪过是向善得救的一种必要,基督教神话认为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做爱而堕落,人类只有通过悔罪才能获救。保全面子是日本文化的一重要原则。在大庭广众面前暴露自己的罪过是件应极力避免的事。羞耻感,或惧怕受到当众羞辱是这种文化维护社会规范的重要手段,是从小就灌输给人的。日本武士把这种心态贯彻到极端。对他们来说,失败是一个须以拼死来报复的耻辱。为二战翻案的当代日本右翼势力显然继承了这种文化性格。

日本的岛国历史文化特征。日本还不是德国哲学家雅思贝斯意义上的“轴心民族”。这些民族,如希腊、罗马、印度、埃及、中国等,创造出宏伟的哲学思想体系,影响了其周边若干民族,派生了若干次级文化。因而它们拥有博大的胸怀。近代的德意志民族在一定意义上接近“轴心民族”的地位。德国产生了如路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贝多芬和爱因斯坦这样具有世界意义的伟人,而日本则没有。正视自己的过错,甚至罪行,可以说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基本标志。只有具有这种博大的胸怀,一个民族才有可能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思想文化体系。可以肯定,如果日本继续持这种拒不谢罪的心态,它永远也不可能象中国那样产生出象孔子、孟子这样以人类的福利,而不是狭隘民族利益为目标的伟大思想家。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并不想要鼓动复仇主义和日本废除天皇制。作者认为日本国内民主的,主张中日友好的,有历史反思意识的正直之士大有人在。这股为二战翻案的逆流终将会消退,那时,日本将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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